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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禹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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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禹故里淺析

  • 分類:名家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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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發布時間:2016-01-06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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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禹故里淺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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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禹故里淺析

 

李龍

 

自夏朝至今4000余年以來,大禹受到歷代炎黃子孫的尊奉和崇拜。浩如煙海的歷史典籍中,大量記載了大禹治理洪水、奠定九州的豐功偉績。大禹故里在何處,歷來眾說紛紜,大致有河南嵩山說、四川北川說、四川汶川說、陜北說、山東說等。禹是顯赫的歷史巨人,遺跡遍全國,探討其故里所在,對于研究夏文化的源頭有著重大的作用和意義。本文認為大禹故里在嵩洛地區有所依據,試作出一些分析,以就教于方家。

一、從夏文化看大禹故里所在

夏族興起于何地,歷來爭議頗多。20世紀初王國維先生在《殷周制度論》提出:“夏自太康以后迄于后桀,其都邑及其他地名之見于經典者,率在東土,與商人錯處河濟間蓋數百歲。”[1]20世紀30年代顧頡剛曾表示與王國維相同的觀點。他在《春秋戰國史講義》考證了文獻所提到與夏有關的地名后指出:“夏王國的政治中心在河南,他們的勢力范圍,大部分在山東,小部分在河北、山西。他們享有了黃河下游和濟水流域的全部。”[2]王玉哲認為夏族興起在山西。“夏代初期建都的‘陽城’所在地,舊有河南登封與山西河東兩說。我們贊成后說。” [3]沈長云主張夏后氏早期居住的地域在古代的黃河及濟水流域一帶。禹所都的陽城即古河濟地區中心———濮陽。這種觀點曾經引起學界一定的關注[4]上世紀50年代以來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徐旭生先生對夏文化有目的的進行了調查與發掘。1959年徐旭生先生率隊前往豫西進行“夏墟”考古調查,徐旭生認為,在目前所見有關夏都邑所在的近30年來自《左傳》、《國語》及《古本竹書紀年》的史料中,只有兩個區域與夏的關系特別密切:一是河南洛陽及其附近,尤其是潁水上游的登封、禹縣等地,另一個即是山西西南汾水下游一帶[5]。這個結論的得出,顯然得益于王國維的“二重證據法”。隨著考古工作的深入開展,我們認為,夏族興起于嵩洛地區最有說服力。

嵩洛地區,龍山晚期史前遺址分布密度非常高,是尋找夏文化源頭最重要區域。從宏觀的文化演進態勢觀察,洛陽盆地仍延續廟底溝二期以來西方仰韶文化的固有傳統,王灣三期文化似乎沒有受到多少東方文化的影響。在聚落形態方面,有學者分析指出嵩山南北王灣三期文化的分布地域內,從龍山時代到二里頭三期,伊河、洛河交匯點附近,沒有發現龍山時代的大型遺址群或大型遺址,只是在平原邊緣地帶的小型河流沿岸分布有小規模的遺址群。至二里頭文化時期,洛陽平原的中心地帶才出現了不少新的聚落,在二里頭遺址周圍,較大型的遺址相隔一定的距離均勻分布,總體呈現網狀結構[6]。稍柴遺址出現在二里頭文化一期,具有 60 萬平方米的規模,不僅是塢羅河流域內最大的遺址,而且是鞏義至滎陽地區規模最大的聚落。作為區域中心控制著塢羅河進入伊洛河的要沖,扼守洛陽盆地東出鄭州平原的咽喉要道。而伊洛河平原中心的二里頭聚落的出現,則說明了此一階段人口在此區域的遷移與聚集。人口和二里頭文化源自何處。目前的考古發現,似乎與嵩山東南麓關聯很大。嵩山東南麓以及潁汝地區,王灣三期文化受到海岱龍山文化西向的影響[7]。學術界一直認為二里頭文化主要來源于本地的河南龍山文化[8],從文化譜系單線進化的邏輯出發,“新砦期”遺存確實處于龍山文化向二里頭文化的過渡環節[9],“新砦期”遺存的出現與嵩山東南麓龍山文化晚期遺存一脈相承,并與洛陽盆地二里頭文化的出現直接相關[10]。稍柴二里頭文化一期早段遺存中,來自東部 “新砦期”文化因素的比重很高,東北距離不遠的花地嘴遺址還發現了明顯的 “新砦期”早段遺存。我們根據龍山晚期至二里頭文化一期塢羅河流域發生的聚落分布及規模的變化推測,應為來自東部新砦類遺存的人群向西遷徙的結果。遷徙的原因則是嵩山東南麓對抗性所決定的。潁河中游沿河分布的瓦店聚落群和雙洎河流域的古城寨聚落群之間存在著廣闊的空白地帶,幾乎沒有這一時期的遺址分布。煤山類型和王灣類型的分界線也大致位于兩條河流之間。三大區域中心的選址都利用天然河流作為防御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兩河流域內出現了王城崗、古城寨、新砦三座城址,由此表現出的對立關系可見一斑。進入王灣三期文化晚段,雙洎河流域代表本地文化傳統(王灣類型)的古城寨遺址走向衰落,吸收了煤山類型因素的新砦遺址成為該聚落群的中心性聚落,并影響到洛陽盆地,其后整個嵩洛地區逐漸融合成為二里頭文化。嵩洛地區聚落中心的轉移,伴隨著的是部落人口的遷徙,文化因素的融合,因此我們認為,嵩洛地區的龍山晚期的文化與二里頭文化與夏文化有關。

    二里頭文化因夏鼐提議而命名[11]。大型宮殿遺址的發掘也可說明二里頭遺址可能是一座都邑所在,原發掘《簡報》又說:“有些考古工作者認為河南龍山文化之后,鄭州二里崗商文化之前的這一階段,時間上大致相當歷史上的夏代,因而推測這一類型的文化遺址可能屬于夏文化。”[12]以后又繼續不斷發現二里頭文化可分為四期,因而有的認為河南龍山文化晚期和二里頭一至四期文化為夏文化。鄒衡認為二里頭文化是夏文化[13],得到了大部分學者的認可。如此嵩洛地區是夏文化的核心區域則無可厚非。二里頭文化的分布來看,截至目前的材料,可以看出二里頭一期的分布范圍為東至鄭州附近,西到澠池,南至豫中,北不過黃河。主要分布在嵩山南北的伊洛河和潁河上游地區,以及豫西地區。其范圍比新砦期擴大了許多,主要是向西、南方向大大拓展了分布空間[14]。著名考古學家鄒衡認為二里頭一期(夏文化早期)“其分布面僅局限于比較小的范圍之內;尤其是第一段的遺址,目前還只在嵩山周圍半徑大約百里左右的地區內發現。”[15]李維明也認為二里頭一期遺存主要分布在豫西地區,可劃分為嵩山丘陵區,伊洛平原和豫西山地區,比較而言,三個區、型中以嵩山丘陵區和伊洛平原區二里頭文化一期遺存分布密集,以伊洛平原區二里頭文化一期遺存水平最高,最具有代表意義[16]。

綜合各家觀點,我們認為,二里頭文化源于嵩洛地區,核心在嵩洛地區,晉南、河濟等地為主要輻射區域。故大禹故里應該在嵩山周圍尋找。有的學者明確指出:晉南地區二里頭文化的二里頭類型和東下馮類型以中條山為界,南北對峙。二里頭文化向晉南的擴張在二里頭早晚期是不斷發展的,而且擴張的路線也不同。二里頭文化東下馮類型是二里頭文化向晉南擴張的產物。二里頭文化向晉南擴張和移動,既有擴張領土的需求,也是以對銅礦、木材等資源的攫取為目的[17]。如果此說能夠成立,那夏族源自晉南地區則得不到考古學的佐證。至于河濟地區,由于二里頭文化早期到不了此一區域,說夏后氏興起于此地似乎也難以成立。

二、從鯀、禹的活動區域看大禹故里所在

鯀、禹的活動中心,古代有不少學者認為鯀、禹在蜀地,如羅泌在《路史》云:“伯鯀,字熙,汶山廣柔人。”許順湛認為此說很難成立,“我不相信古代學者的說法,我相信夏禹族源在中原。”[18]唐蘭先生亦主張,“在今河南省密縣,西為嵩山,是夏族舊居”[19]。歷史文獻記載,鯀、禹曾長時間在嵩洛地區活動,我們認為鯀、禹部族的活動區域在中原腹地,其故里自然也在此區域之內。

鯀稱為崇伯,為夏族的重要首領。伯為一方之長,可能是部族首領或者古國的國王。因其活動在嵩山一帶,嵩即崇字,故稱崇伯鯀?!秶Z·周語下》:“有崇伯玄。”韋昭注:“玄,禹父。崇,玄國;伯、爵也。”《太平御覽》卷一五五引《帝王世紀》:“夏鯀封崇伯,故《春秋傳》曰,謂之有崇伯鯀。”《國語·周語上》:“昔夏之興也,融降于崇山。”韋昭注:“崇,嵩高山也,夏居陽城,崇高所近。”而《太平御覽》三十九“嵩山”下引韋昭說:“崇、嵩古通用。夏都陽城,嵩山在焉。”《國語》的記述,說明鯀是崇國的首領,崇與嵩通用,崇國也即嵩國,在嵩山附近。《左傳·昭公七年》: 昔堯殛鯀于羽山 ,其神化為黃熊,以入于羽淵 。《山海經·中次三經》:“又東十里,曰青要之山,實惟帝之密都。北望河曲,是多駕鳥。南望渚,禹父之所化。”畢沅云:“青要山在今河南新安縣西北二十里”。 渚水上承陸渾縣東渚”,“ 鯀化羽淵而復在此,世謂此澤為慎望陂,陂水南流注入涓陽水渚,在河南嵩縣。”

《史記·封禪書》曰:“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間。”這可以說大致劃定了夏大致的活動區域。大禹作為鯀之子,既是夏族首領,也是夏王朝創始人,其早期居地與政治中心都在陽城。古本《竹書紀年》云:“夏后氏禹居陽城。”《漢書·地理志》引《世本》:“禹都陽城。”《汲郡古文》曰“居之”?!睹献?middot;萬章上》云:“禹避舜之子于陽城。”趙岐注:“陽城在嵩山下。”《史記·夏本紀》云:“禹辭辟舜之子商均于陽城。”《集解》引劉熙曰:“今潁川陽城是也。”《水經注·潁水注》載:“潁水出潁川陽城縣西北少室山……潁水經其縣故城南。昔舜禪禹,禹避商均,伯益避啟,并于此。”《通志》云:“禹避舜之子于陽城……益避禹之子啟居于箕山之陰。”《正義》引《括地志》云:“陽城縣在箕山北十三里。”《左傳·昭公四年》:“四岳、三涂、陽城、太室、荊山、中南,九州之險也。”杜預注:“陽城山在陽城縣東北。”趙岐《孟子注》云:“陽城在嵩山下,故因山以名其國。” 清人閻若璩《四書釋地》:陽城箕山之陰條說:“陽城,山名。漢潁川郡有陽城縣,以山得名,洧水所出。……后又曰陽邑。五代周省入登封。”陽城山即今東嶺山,在告城鎮東北。章炳麟在《神權時代居山說》明確指出:“夏禹所居曰嵩山,夏都陽城,即嵩山所在,古無“嵩”字,但以“崇”字為之,故《周語》稱鯀為崇伯鯀,《逸周書》稱禹為崇禹”。此說正確可信。

閱諸多歷史文獻,我們還可以看到:作為上古政治、宗教的中心,是離不開山的。錢穆先生曾撰《中國古代山居考》,全面揭示了古人山居的事實,并指出“穴處即巖處,穴在巖旁,不在地下”?!睹献?middot;盡心下》云:“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直接用“丘民”泛指人民,正說明古人是山居的。大量的考古材料也證實:“我國新石器文化遺址都是沿小河的黃土臺地或小丘岡。”章太炎還曾明確提出“神權時代天子居山說”。“綜考古之帝都,顓頊所居曰帝丘,虞舜所居曰蒲阪,夏禹所居曰嵩山”。[20]從這里可以看出,與夏部族關系密切的陽城,應當在今河南省登封市境內嵩山附近。

考古學發現,也佐證了鯀、禹可能在嵩山附近的說法。登封王城崗發現的龍山城址,分內外兩城,內城由東西并列的兩個長方形小城組成,大城面積逾百萬平方米,可能就是夏禹所都陽城?!兜欠馔醭菎徟c陽城》中認為:“王城崗龍山文化二期東西相連的兩座城址的發現和城址內龍山文化二期許多重要遺跡與遺物的發現,對探索夏文化是一個重大突破。這兩座龍山文化二期城址的位置,和文獻記載的夏代陽城的地望十分吻合。我們初步認為王城崗的兩座龍山文化城址有可能就是夏代城址。”[21]安金槐首先提出王城崗城址是禹都陽城,其理由是:一、王城崗城址的文化內涵屬于豫西文化類型,豫西龍山文化中期與晚期文化遺存有可能屬于夏代文化范疇。因而這座城址可能屬于夏代城址。二、王城崗城址的年代距今四千二三百年左右,大體上是在夏代紀年的早期或接近早期。三、王城崗城址的地理位置,基本和有關文獻記載夏代早期陽城的地望相吻合。王城崗的名字由來已久,王都所在地才稱王城。四、登封告成鎮一帶發現的東周到漢代時期的陽城遺址,也是確定夏代陽城遺址位置的重要憑證[22]。也有學者認為王城崗龍山城址是鯀作的城。馬世之稱“王城崗龍山文化小城堡是夏鯀之都,也許比較更加接近歷史事實。”[23]董琦持有相似的觀點,“(鯀)在嵩山之陽的潁水左岸王城崗上,修筑這樣一個小城堡,是符合當時的生產力水平的。” [24]盡管學術界對王城崗龍山城址的性質的看法還不一致,但屬于夏文化范疇似乎是可以接受的,正如李伯謙先生認為,文獻上說“禹居陽城”,沒說“禹筑陽城”,不能排除禹受舜禪之前陽城已經存在的可能。如果允許作這種推測,那么王城崗古城使用期的晚期遺存作為最早的夏文化,便不無道理[25]。

三、從大禹治水的活動區域看大禹故里所在

古代歷史文獻中有關堯舜時期洪水的文字,因為皆出自后人對往古傳說的追記,其真實性理應受到懷疑。事實亦如此。自宋代以來,有不少學者懷疑大禹治水文獻記載的真實性。宋人趙汝談言:“禹功只施于河、洛”,史稱其有“卓絕特立之見”[26],可謂宋代疑古思想的典型代表。到了近代,這種懷疑愈演愈烈。有學者提出:“現在導一條淮河,尚且費了許多時間無數工力還沒有弄好,何況舉全國的山川統干一下,而謂在幾年之間可以成功,這不是夢話嗎!” [27]《公盨》有關大禹治理洪水的記載,很符合夏代興起的地理環境與考古發現。而科學界對全新世氣候的分析研究表明,在距今4200至4000年之間,因全球性氣候異常(降溫)的影響,我國北方的確存在一個持續時間大約有200年的洪水期[28]。

大禹時代社會生產力相對低下,勞動工具落后。雖貴為夏后氏首領,但“親自操橐耜”的大禹不可能帶領其族眾在全國所謂九州都去治理洪水。四瀆如果真的浩浩湯湯,也非當時人力所能為。故我們認為大禹治水首先解決夏文化核心區域的洪水問題,然后是夏文化的輻射區域。嵩洛地區以西,屬于我國二級臺地,史前生態環境相對較好,裴李崗文化、仰韶文化與河南龍山文化發展譜系清晰,東西文化兼容并蓄,聚落數量成倍增加,說明此地在史前是宜居之地。二里頭文化以此為核心向四周輻射,夏文化在此繁衍發展科學可信??脊虐l現與歷史文獻記載,都可佐證大禹曾在嵩洛地區治水??脊抛C明王城崗龍山城址曾經被洪水毀壞,說明嵩山地區發生洪水的可能性存在。但地處第二級臺地,地勢較高,洪水的發生應該是局部的,能施以疏、堵等方法,治理起來應該相對容易?!?/span>公盨》銘文“天命禹敷土,隨山濬川。”《尚書·禹貢》“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又《書序》“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淮南子·齊俗訓》稱“禹之時,天下大雨,禹令民聚土積薪,擇丘陵而處之”。反映出大禹曾經在有山川的地方治水,顯然嵩洛地區符合這一地理特征。故有些學者認為:“禹治水的傳說在伊洛流域要多一些。”[29]《漢書》等有相類似的記載,如《漢書·武帝紀》顏師古注引《淮南子》曰:“啟,夏禹子也。其母塗山氏女也。禹治鴻水,通轘轅山,化為熊。謂塗山氏曰‘欲餉,聞鼓聲乃來。禹跳石,誤中鼓,塗山氏往,見禹方作熊,慚而去。至嵩高山下,化為石,方生啟。’禹曰:‘歸我子,石破此方而啟生。’”《漢書·武帝紀》又有:“朕用事華山,至于中岳,……見夏后啟石。翌日,親登嵩高。” 《淮南子·本經訓》說禹“辟伊闕,導瀍、澗,平通溝陸,流注東海”?!痘茨献?middot;人間訓》說:“禹鑿龍門,辟伊闕,平治水土。”《禹貢》述豫州時稱:“伊、洛、瀍澗既入于河。”說的都是同一項工程。伊水發源于豫西盧氏縣山地,自西南向東北流,在洛陽東面偃師縣流入洛水,長310 公里。由于源近流短,縱比降大,下游河段受伊闕的約束,加上降水季節集中,每逢雨季洪水來臨,因為宣泄不暢容易泛濫成災,大禹開鑿了伊闕山口間的河道,從而使水流暢通。大禹在治理伊水、辟伊闕的同時,還在洛陽附近地區治理了洛水、澗水和瀍水?!渡袝?middot;禹貢》說:“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謂大禹從熊耳山開始疏導洛水,向東北與澗水、瀍水會合;再向東,與伊水匯合;再向東流入黃河。洛水與黃河匯流的地方,稱作洛汭。其東為古滎澤。古籍記載,大禹曾經在這里治水,“導沇水,東流為濟,入于河,溢為滎”,“伊洛瀍澗既入于河,滎波既潴”。謂伊水、瀍水、澗水都已流入洛水,又流入黃河,滎波澤已經積聚了大量的洪水,于是大禹轉到滎波澤治水?!端?middot;河水》云:“東過滎陽縣北,蒗蕩渠出焉。”注曰“:大禹塞滎澤,開以通淮、泗,即《水經注》所謂蒗蕩渠也。”《禹貢》所謂“滎波既潴(儲)”,指的也是這一塞澤開渠通水的工程。在這里,大禹采取“高高下下,疏川導滯”的方法,疏浚河道,開溝挖渠,引流滎波澤的洪水。

大禹除了在嵩洛周圍治理洪水,夏文化的輻射區域河濟乃至晉南等地應該是重要區域。大禹治水不僅僅是對本部族的救治,而是對部落聯盟民眾的救治。大禹治水的過程,是名望形成與夏文化影響力擴大的過程,為夏王朝創立奠定了基礎。大禹對晉南地區洪水的治理,或許主要是對汾河進行整治。此一區域與嵩洛地貌有相似之處,所以洪水治理難度應該不大。而大禹對河濟地區洪水的治理,應該是嵩洛地區無洪水之患,積累較多治水經驗之后。河濟地區地勢平坦,如果洪水浩浩湯湯,治理難度比起嵩洛地區來說,可非易事。河濟地區東銜傳統的東夷文化區,西接華夏文化區,是東西文化交融與沖突的重要區域,是夏文化東進的主要通道之一,應該是大禹苦心經營,長時間治理洪水的地方。正如徐旭生所說:“洪水發生及大禹所施工的地域,主要的是州。”[30]州是古代河濟的重要區域。沈長云認為,夏后氏興起于河濟地區[31]。我們不認可夏后氏興起于河濟地區,但大禹率部落民眾長期在此治理洪水應該是可信的。河濟地區逢雨季,溝河淤塞,造成災害?!队碡暋啡珪粷M三千字,而多次提到河濟地區的大野、雷澤、菏澤、孟諸、菏水、濟水、濮水、陶丘等。《尚書·堯典》:“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孟子·滕文公下》:“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泛濫于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谷不登,禽獸逼人。獸蹄鳥跡之道,交于中國。”指的應該就是此一區域,歷史文獻記載說明這里水患嚴重,生態環境惡劣??脊虐l現,此一區域大部分地區史前聚落分布稀疏,時代較晚,大多為堆型聚落。堆型聚落形狀有覆鍋形、橢圓形、長條形等,地勢比四周高,面積在幾千平方米到幾萬平方米不等,顯然因水害而不得已而為之,因而局限了史前聚落的發展。到龍山晚期,河濟地區史前聚落數量有很大增加,顯然這是史前一次規模不小的人口東遷運動,但與豫西、豫中相比,聚落分布密度與聚落規模都不可同日而語。我們認為河濟地區聚落數量的增加與生態環境變化關系不大,而與豫西、豫中人口大量增加、生態容量飽和有關,乃至人口東遷或許與夏后氏勢力東擴緊密相連,由此我們可以理解大禹長期在此區域治理洪水的原因??茖W研究證明,河濟地區在龍山時期曾經經歷了長達百年的洪水期。我們認為河濟地區史前生態環境不足以支撐足夠強大的部落或部落聯盟生存,夏若興起于此一區域,所謂“陽城”如在河濟地區,經常為洪水所苦,部落成員難以果腹,何以與嵩洛地區生態環境較好的部落相抗衡。自然災害就可以足以毀滅一個十分發達史前文明,江浙一帶良渚文化就可能因為自然災害而衰退。夏部族能在河濟地區興起?令人存疑。

目前有關夏代歷史文化的研究,是我國學術界長期關注的熱點,已經成了中國古代文明及國家起源研究的一個亟待突破的關鍵。由于我們迄今尚未發現可以肯定是夏朝留下來的文字資料,要將夏的有關歷史記載,首先是它的一些基本史實考察清楚,使傳說變成信史,無疑是一件任務十分艱巨的事情。這件事情主要應當通過先秦文獻研究與考古發掘來進行。嵩洛地區龍山晚期文化尤其是新砦期的發現,使得此區域龍山文化、二里頭文化淵源脈絡較為清晰,聚落分布變化反映了大禹時期前后部族人口的遷移,與先秦文獻記載有相當的契合。

注釋:

[1]王國維.觀堂集林(第12卷)[M].北京:中華書局,1950.

[2]王煦華.顧頡剛關于夏史的論述[A].夏文化研究論集[C].中華書局, 1996.

[3]王玉哲.夏文化研究中的幾個問題[A].夏史論叢[C]. 1985.

[4]沈長云.夏族興起于古河濟之間的考古學考察[J].歷史研究,2007,(6).

[5]徐旭生. 1959年夏豫西南調查“夏墟”的初步報告[J].考古, 1959, (11).

[6][日]大貫靜夫.を讀む———嵩山をめぐる遺跡群の動態 [M]. 住の考古學. 東京: 同成社. 1997.

[7]欒豐實.仰韶時代東方與中原的關系[M].海岱地區考古研究[C] . 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1997.

[8]鄒衡.試論夏文化[M].夏商周考古學論文集[C] .北京:文物出版社.

[9]趙芝荃 . 略論新砦期二里頭文化 [C].中國考古學會第四次年會論文集[C] . 北京: 文物出版社,1985.

[10]張東. 洛陽盆地二里頭文化來源初論[D].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碩士畢業論文,2008.

[11]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洛陽發掘隊.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發掘簡報[J].考古, 1965, (5).

[12]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洛陽發掘隊. 1959年河南偃師二里頭試掘簡報[J].考古, 1961, (2);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洛陽發掘隊.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發掘簡報[J].考古, 1965, (5).

[13]鄒衡.關于探討夏文化的幾個問題[J].文物, 1979,(3).

[14]趙春青.關于新砦期與二里頭一期的若干問題[C];杜金鵬,許宏.二里頭遺址與二里頭文化研究[M].科學出版社, 2006.

[15]鄒衡.試論夏文化[A].夏商周考古學論文集[C].北京:文物出版社, 1980.

[16]李維明.二里頭文化一期遺存與夏文化初始[J].中原文物, 2002, (1).

[17]杜金鵬,許宏.二里頭遺址與二里頭文化研究[M].北京:科學出版社, 2006.

[18]許順湛.五帝時代研究[M].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60頁.

[19]唐蘭.西周青銅器銘文分代史[M].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338頁.

[20]吳銳.中國山文化通論[M].古史文存(綜合卷)[C].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4.

[21]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中國歷史博物館考古部.登封王城崗與陽城[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年,第332頁.

[22]安金槐.河南夏商考古綜述[J].華夏考古,1987(1).

[23]馬世之.王城崗遺址的再探討[J]. 中原文物, 1995(3).

[24]董琦.王城崗城堡遺址分析[J].文物,1984(11).

[25]李伯謙.關于早期夏文化——從夏商周王朝更達與考古學變遷的關系談起[J].中原文物,2000(1).

[26]宋史·趙汝談傳,宋史[M].北京:中華書局,2010.

[27]顧頡剛.禹是否有天神性? [A].《古史辨》第一冊[M] .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11頁.

[28]吳文祥,葛全勝.夏朝前夕洪水發生的可能性及大禹治水真相[J]·第四紀研究,2005,(6).

[29]楊國勇.夏族淵源地域考[A].夏史論叢[C].齊魯書社, 1985.

[30]徐旭生.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61.

[31]沈長云.夏族興起于古河濟之間的考古學考察[J].歷史研究,2007(6).

                  (本文作者為河南省社會科學院歷史與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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